我们查了2025年人社部发布的《中国劳动力发展报告》里的数据,全国6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劳动者接近8700万人,比2024年又多了将近630万。这个数字不是随便说说的,它意味着每七个城镇就业人口中,就有一个是超龄上岗的。你走在街边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大叔头发花白,或是小区门口修车摊上戴老花镜拧螺丝的老师傅,他们都不是个例,而是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。
很多人觉得退休就该歇着,含饴弄孙,晒太阳喝茶。可现实哪有这么理想?我们身边就有亲戚,65岁还在工地做杂工,问他为啥不退,他说养老金每月才领1860元,家里孙子上学、老伴吃药,这点钱连补缺口都不够。这不是特例,2024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平均水平是182元每月,即便加上个人账户部分,多数人到手也不足千元。靠这点钱过日子,别说看病,连买菜都得精打细算。
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干。有些岗位允许灵活就业,比如开网约车、做保洁、摆摊卖菜,但这些工作没有单位缴社保,自己交的话每年要掏近万元。这笔账算下来,很多人干脆放弃续保,等于主动断了未来的保障。更麻烦的是,一旦在工作中受伤,因为年龄超过法定退休线,工伤认定难如登天。去年有个案例,一位62岁的环卫工凌晨扫街时被车撞伤,家属申请工伤赔偿,结果人社局以“已超龄”为由不予受理。最后靠社区募捐才凑齐手术费。
这种情况其实早该引起重视。我们翻过国家统计局2025年一季度的抽样调查数据,发现60-65岁群体中有劳动意愿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占到68.3%。也就是说,近七成老人不是不想退,而是不能退。他们的收入直接关系到家庭基本开支,尤其是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城市家庭。如果一刀切地规定“到点必须退”,反而把人推入更被动的境地。
有人可能会问,那为什么不早点多缴社保?这话听起来有道理,可得看实际情况。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稳定,每个月先顾吃饭租房,哪还有余钱去缴养老保险?更何况早些年制度不完善,不少人缴了十几年被迫中断,现在补缴成本太高,补不起。我们认识一个开三轮车的老哥,今年61岁,总共缴了9年社保,差一年不够领取资格。他想补缴,一问要一次性付3.8万元,相当于他半年的净收入,只能作罢。
这背后反映的是制度衔接上的断层。现行规则对“超龄就业”的定义模糊,既不算正式用工,也不完全算劳务合作,处于灰色地带。企业怕担责,不敢签合同;劳动者怕丢饭碗,也不敢维权。久而久之,形成了一种“默许存在但不保障”的状态。我们在某平台调取了2024年下半年关于老年劳动者投诉的数据,涉及拖欠工资、无安全保障、突发疾病无人救助等问题的案件同比增长了41%,其中九成以上因主体资格不符无法立案。
问题摆在那儿,就得想办法解决。与其回避,不如正视这部分人的贡献。他们不是在蹭岗位,而是在用自己的体力和经验换取生存空间。我们做过一个小范围调研,在北京、成都、杭州三个城市的社区服务岗中,60岁以上员工占比达到43%,特别是在绿化养护、垃圾分类督导这类岗位上,稳定性甚至高于年轻人。因为他们更珍惜工作机会,责任心强,出勤率高。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:既然他们在干活,为什么不能享受相应的权益?我们主张,对于确有劳动能力且自愿继续工作的超龄人员,应建立专项补贴机制。不是发低保,也不是额外福利,而是基于实际工作量给予合理补偿。比如每月工作满20天,完成规定任务,就可以申领一笔固定额度的生活补助,金额不必太高,800到1500元之间即可。这笔钱不替代养老金,而是作为过渡性支持。
资金从哪儿来?地方财政可以承担一部分,更重要的是引导用人单位参与共担。现在很多企业用超龄员工图的就是成本低,不用缴五险一金。但如果能设定一个“友好雇主”认证标准,对合规使用老年劳动力的企业给予税费减免或用工奖励,就能倒逼管理规范化。我们看到深圳在2024年底试点了一个项目,当地127家物业公司纳入试点名单,每聘用一名60岁以上员工并为其购买商业意外险的,每月补贴600元,效果不错,员工流动性下降了近三成。
还有人担心,给补贴会不会变相鼓励延迟退休?不会。我们说的不是强制留岗,而是尊重个体选择。有些人身体好、技能强,愿意多干几年,社会应该提供安全网;有些人到了年纪就想歇下来,那就安心养老。关键是要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,而不是被经济压力逼着硬撑。浙江某县在2025年初推出“银龄工作包”计划,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自主申请日结岗位,政府通过第三方平台统一结算报酬,并附加意外险覆盖,三个月内报名人数突破1.2万,说明需求真实存在。
技术手段也能帮上忙。现在很多社区已经开始用小程序登记老年志愿者和服务需求,信息打通后,完全可以扩展成区域性就业匹配平台。比如谁会修家电、谁擅长教书法、谁能接送孩子放学,系统自动推送附近订单,按次计酬。我们在南京试点点看过,一个退休电工靠着周末接单修电路,每月能挣两千多,既发挥了特长,也没耽误带孙子。这种轻量化、碎片化的就业模式,特别适合这个年龄段的人群。
当然,光给钱还不够。安全保障必须跟上。我们建议所有雇佣超龄人员的单位,无论大小,都必须为其购买涵盖意外伤害、突发疾病抢救等内容的商业保险。保费不一定高,市面上已有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团体险种,年均费用在800元左右。这笔钱如果由政府补贴一半,企业和个人负担就不会太重。关键是得强制执行,不能靠自觉。上海某街道在2024年推行此项措施后,相关纠纷投诉量同比下降了57%。
体检机制也要常态化。不是为了卡人,而是为了预防风险。我们见过太多例子,老人在岗位上突然晕倒,送医才发现早就患有高血压或心脏病。定期健康筛查能提前预警,也便于调整工作强度。成都一家社区服务中心要求60岁以上工作人员每半年做一次免费体检,结果查出23人有潜在心血管问题,及时调岗避免了后续风险。这种做法值得推广,成本不高,但能救命。
再往深了想,这其实是个代际公平问题。这一代老年人年轻时没赶上社保全覆盖的好时候,现在老了,不该让他们为历史欠账买单。我们不是要搞特殊化,而是要把他们创造的价值和社会回报对等起来。他们扫过的每一条街、修过的每一辆车、教过的每一个孩子,都在支撑这个社会运转。承认这一点,才谈得上尊重。
而且,这种支持不是单向施舍,而是良性循环。当老人能体面地工作,家庭负担减轻了,年轻人的压力也会小一点。我们小区有个阿姨,63岁还在做钟点工,她儿子在北京打工,原本每月要给她寄2000元,现在她自己能赚3500,还能反贴孙子学费。她说:“我不指望谁养我,我能动一天就干一天。”这话听着朴实,却透着尊严。
反过来,如果放任不管,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。今天少发一份补贴,明天可能就要多付一笔救助金。我们算过一笔账,如果全国8700万超龄就业者中有30%面临突发疾病或工伤风险,按人均医疗支出5万元估算,潜在社会成本高达1300亿元。而如果提前投入200亿用于补贴和保险覆盖,就能大幅降低这个数字。这不是花钱,是避险。
也有人质疑,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年轻人就业?其实不然。大多数超龄人员从事的是辅助性、经验型或时间灵活的工作,和年轻人的岗位重叠度很低。我们分析过招聘平台2024年的职位数据,在快递、家政、零售等领域,55岁以上应聘者主要集中在早班、夜班或节假日岗位,恰好填补了人力空缺。江苏某连锁超市专门设立“银发班组”,负责夜间理货和清晨备货,员工平均年龄62岁,离职率仅为年轻人班组的三分之一。
所以说,这不是抢饭碗的问题,而是怎么把饭桌做大。一个健康的社会,应该容得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共同参与。我们小时候常听长辈讲“活到老学到老”,现在更该补一句:“干到老,也要护到老。”保护那些还在岗位上奋斗的老人,不是同情,是责任。
你有没有发现,父母那一辈人特别怕给人添麻烦?哪怕身体不舒服,也常说“没事,歇会儿就好”。可正是这种忍耐,常常换来更大的代价。我们楼下那位修鞋师傅,去年冬天咳了好几个月,硬撑着干活,直到咳出血才去医院,一查已是肺部感染。如果早有点健康干预,何至于此?
所以,提高补贴不只是多发几百块钱的事,它是信号,是认可,是告诉所有人:你的付出看得见。哪怕你已经过了退休年龄,只要你还在努力,社会就不会把你忘了。我们相信,这样的温度,才是一个城市最该有的底色。
想想看,如果我们将来老了,也希望有份力所能及的事做,有一份稳定的收入,有个遮风挡雨的保障。现在做的这些改变,不仅是为他们,也是为我们自己铺路。这条路通着的,是体面,是安心,是老有所为的可能。
下次你在街上看到那个穿着旧工装、动作慢一点的老人,请别急着催促。也许他正用这份工作撑起一个家。我们也希望,有一天当他需要帮助时,也能有人停下来,说一句:“您辛苦了,歇会儿吧,这儿我来。”
毕竟,谁都不是孤岛。我们今天的每一分善意,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,回到自己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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